未来20年 中国科技创新的长期变量是什么？

中国的科技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些新的变量和特征的出现让科技创新系统中各种不同角色都面临一个适应和重塑的过程。而政府可能是更需要做出转变以应对数字化时代的一方，这种改变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是影响未来国家科技创新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新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大国竞争成为影响科技创新(特别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长期变量。

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开始，中美被拖入大国竞争模式，其主要的竞争战场体现在科技创新领域，美国从供应链、技术转移、留学生政策、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到拜登政府这种政策不仅得以延续还变得更加系统化和国际化。

未来20年，对于中国的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扰动因素是科技创新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变量。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两难的决策：拥抱世界(协同创新更有效率)，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强大但不那么友善的西方政府。而完全依靠自主创新，有可能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与世界脱节。

数字技术崛起让联结式创新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所说的数字技术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技术组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5G)，它们的工作都是围绕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共享、交易等环节展开，这意味着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可能不再是简单围绕某一个产品来展开，新技术所解决的问题是在一个大得多的场景下展开，可能是一个产业和技术的生态、一个园区甚至是一个数千万人的城市。

数字化时代，发现创新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或者在创新要素之间建立联系也许同某个领域的纵向研发更加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联结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联结，过去10年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不仅扩大了虚拟世界的互联互通，还使得物理世界的联结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中国，由于高铁和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它意味着我们在联结式创新的年代已经建立了独特的优势。新时期的创新如何发挥好这个优势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

联结式创新时代的来临正在颠覆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数字技术的跨界特点使得它具备了技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关联带动作用，抓好这个东西可以带动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数字技术创新正在变成科技创新的牛鼻子。

应用端驱动的创新模式成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主流

传统自上而下的成果转化模式一直被当作科技创新的主流模式受到推崇，在数字技术崛起的时代，这一模式正遭遇到应用端驱动的创新模式挑战。过去20年，由于创新组织的壮大，个别机构(如苹果、华为)能够承担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端全链条工作，使得需求端的问题能够直达源头拉动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各个环节。应用端问题导向的创新逐渐成为主流，在数字技术创新领域尤其明显。去年，阿里击败众多跨国公司对手中标东京奥运会云服务，靠的是它依赖丰富多彩应用场景锤炼出来的技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技术、源头创新方面已然占据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其空军高官却以辞职行动表示对“美国军方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落后于中国”的不满，背后也是中国通过应用端优势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功。

过去20年，中国通过快速的数字化积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数字化公民，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建设形成了全世界最丰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海量的数据资源，成为中国称雄数字化创新的三大法宝。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中国科研领域痼疾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数字技术公司已能以快于西方竞争对手的节奏发展，是因为中国公司在应用端具备更多的场景、用户和数据。

数字技术商用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场景测试瓶颈

数字化产品的跨界特征引发另一个新的问题，智能化的数字产品出现大量人机交互的环节，导致这类新产品在走向商用之前普遍需要在实际场景中进行研发测试以适应各种安全性及合规性的要求，这类场景实验是数字技术创新普遍性的刚需，通过设计、呈现和管理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以满足数字技术创新的要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几个特征显然有利于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布局中，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是强化传统的科研投入与美国人拼源头，还是发挥我们的优势集中力量在应用端发力，用应用端创新带动源头创新。显然，选择后者是更为合理的策略。而且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减少源头的投入，我们只需要减少体制内机构与企业研发同质性的研发活动的投入，就足够在应用端做新的布局。

政府组织应用端创新要解决好三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间，中国的各级政府熟悉的是在创新链的上游组织创新，而把应用端的创新交给市场。然而在数字化时代，很多应用场景、数据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最后一公里的研发测试条件往往需要政府相应的准入审核。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的跨界特征使得政府管理出现的跨部门特征增加了数字技术商用的困难，政府能不能同步研发新的商业形态的管理规范成为数字创新的关键环节。这些环节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解决，政府需要成为数字技术时代应用端创新的组织者。

政府在应用端如何组织创新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关键是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系统呈现。

近年来，场景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应用场景之所以在中国被高度关注，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应用场景是一种潜在的需求，现实的需求只能拉动企业制造、工艺层面的创新，应用场景对应的是新的技术和未来的应用，场景驱动的是一种相对高级别的创新。在数字化时代，因为技术跨界的普遍性，应用场景中关联的因素比过去要复杂，除了研发测试的准入问题，有些场景甚至需要通过模拟的方式来呈现。

之所以需要政府出面来呈现应用场景，一是研发测试环节涉及的安全性问题，二是场景呈现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市场主体不适合承担此类工作，三是场景的系统性、规模化呈现才具有更好的效率，一般在数平方公里的产城融合的环境下规划场景实验比较合理。几年前，谷歌在加拿大建了一个未来城市，让我大为惊奇：一个全世界产品创新最牛的公司怎么会干一件蛮像政府的活儿，后来才知道谷歌是为了解决它的自动驾驶车的研发测试问题。这也说明最后一公里的场景测试确实是一个刚需。

第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轨联动。

任正非创业的时代，行业的边界比较清晰。但现在很多初创科技公司都绕不开政府的影子，政府怎么管理新的商业形态是数字化创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当前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跨部门的管理格局使得研究出台新的管理规范难度比以往高，另一方面合规管理优先的现实压抑了公务员制度创新的冲动。但在应用端组织创新，通过及时有效的制度创新来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突破的环节。

第三，独立第三方平台的建设。

无论是场景的搭建和管理，还是制度创新，都不适合通过公务员或是体制内事业单位来完成，一则需要通过专业性来完成场景的呈现、管理，并且具备第三方中立性和权威性才能让企业和创新团队愿意参与体验和测试。因此，由政府出面组建类似台湾工研院或德国弗朗霍夫协会的新型研究机构来承担应用端创新的组织工作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第三方、专业性的要求，另外也可以通过降低政府资源配置的重心，形成高效率的技术官僚队伍组织数字技术创新。

政府成应用端创新组织者可释放中国优势

政府成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端创新的组织者，能够有效释放中国在应用端的优势，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数字技术领域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和推动社会的数字化治理。同时也会大大改善各级政府在新基建、智慧城市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益，更多的应用场景提供给企业使用，数字化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长远来看，在应用端搭建一些新型研发机构，不仅能够解决眼下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缺失问题，还能够改善我国科研体系的结构性问题。长时间以来，我国创新机构除了体制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就是企业，在市场和科研之间缺少立足市场的公共研究机构，去把产业问题转化成科学问题。科学家一直在回答外国人定义的科学问题(那些问题是基于他们的实践问题提出)，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布局一些应用端的新型研发机构，既能扮演数字技术创新组织者的角色，还能逐步弥合科研和产业之间的鸿沟。

在应用端系统部署数字技术创新的场景实验及技术平台，还有可能成为我们参与国际协同创新的政策工具。最近几年，我们跟国外著名大学和机构讨论数字技术的场景实验规划时，他们都表示出极强的参与意愿，如果能够规模化、系统性构建开放式的数字技术创新示范区，可以吸引海外创新机构在应用端与中国形成新的互动模式。

(作者系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科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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