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十年“被辞” “85后”的“第二故乡”在哪里？

阿伟外出拔了一天的竹笋，只卖了30块钱。

在家里谋生，对阿伟来说，只能保证三餐有继，每月三千多元的房贷毫无指望。在广东务工十多年后，此刻的江西老家更像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难以施展拳脚。

打工十年“被辞”

2010年，阿伟的儿子呱呱落地。随后便和妻子一同南下务工，孩子留在了家里。

据“85后”的阿伟介绍，那时村里年纪相仿、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要不会去学一门手艺，如修车、装潢、修家电等，要不就做一些小生意，而大多数是选择外出务工。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着领先的市场机制和独特的区域优势，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和一定创新能力的制造业集群，并以相对稳定、丰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了无数内地务工者前往。

时代大潮奔涌，阿伟也沿着几代打工人的足迹来到这里。到2016年时，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

阿伟在广东汕头市的一家保温杯厂上班，每年仅春节回家一趟。每次回家，阿伟必定会带回一些厂里生产的杯子，现在家里亲戚几乎人手一个。虽然是个小厂，但这十多年来，工资按时发放，订单稳定。一切顺风顺水，阿伟夫妻两个也打算在这里长久干下去。

在后续的几年时间里，阿伟陆续介绍了四五个朋友进厂，在外务工的生活也更加丰富热闹了。按照阿伟的打算，不久可以在老家的县城买一套房，方便孩子读书。然后继续干几年，等孩子考上大学，自己手头上还有一些存款，就可以回家养老了，余暇再做点小生意，也很是惬意。

只是“多干几年”的这个想法最终没能落实。

2021年底，阿伟收到厂里2022年春节前裁员的通知。尽管基于他十余年的工作经历，阿伟并不在裁员名单之列。但另一调整是，留下的员工上班时间几乎翻倍，并且还需上夜班，工资却没有任何变化。这在阿伟看来，就是对老员工的变相裁员。

阿伟和他的朋友自然不甘心这么离开，多次去厂里申诉，希望能给老员工一些照顾，但始终无果。其实阿伟也知道，这两年工厂生产成本上升厉害，利润压缩，再叠加疫情持续，销路受影响，扛过了2020和2021年，没想到2022年是更加难以跨过的一道坎。此次裁员，也是为节省人工成本。

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于阿伟来说，更多的是无奈。

时代大潮在这里打了个漩涡，阿伟被迫离开。整体而言，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已连续多年下降。这其中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中西部开发开放、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制造业自动化、农民工就近就业等。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从2017年的4722万人，已降至2021年4219万人，五年间减少500多万人。

与乡村脱轨

2022年春节前夕，阿伟拎着大包小包回家了。最开心的莫过于他的儿子，眼睛直勾勾看着包包，他知道里面有爸爸答应买给他的飞机模型，但阿伟脸上却没有往年的欣喜。阿伟妈在厨房忙前忙后，这次阿伟回家，她请了一些亲戚来家里吃饭，也想为阿伟接下来的工作寻些建议。

但亲戚们的“出谋划策”，并没有得到落地的一声响。县城的机会跟汕头不一样，阿伟再就业的第一着落空了。

春节后，这片黄土地里，春笋正在努力冲破泥土，一群群挖笋人，每天能挖几百斤回家，再以1块钱一斤左右卖出，一天的收入也有两百多元。

阿伟并不擅长挖笋。十多年没有下地干活，哪里有笋，怎么挖，他都一头雾水。而挖笋还是力气活，和常年在家里干活的农民相比，阿伟只有打下手的份儿。

错过了半个多月的挖笋期，春雨过后，山上竹林里的小笋出来了，又迎来一波创收。将拔到的笋弄回家，再经剥壳、煮熟，卖给经销商，能卖近2元/斤。阿伟头天外出拔笋，接近天黑才回，最后只卖了30元。

在江西的这个小村庄里，除了四季自然带来的一些馈赠之外，农民更多的还是依靠田间作物来创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成为田间亮丽的风景线。愿意留在村里发展的人，已经是田间的一把好手，除了种植稻谷之外，还会种植橘树、茶树菇、芋头、烟叶、莲子以及养甲鱼等。依靠这些经济作物，一年创收十多万元已经是普遍现象，也有不少人因种植规模大、抓准市场行情而发家致富。

阿伟的父母在老家除了栽种一些莲子外，还常年在家门口做一些小生意，卖一些干货食品和冻品，如辣椒干、腐竹、大蒜、香料、鸡爪、鱿鱼等。年近六旬的母亲一有空闲便会在外帮工，摘烟叶、摘茶叶、摘桃子等，一天能赚100多元。

但阿伟并不希望父母还是这样“拼命”赚钱，每每看到母亲劳作回来，裤管上沾满泥水，头发被树枝弄得凌乱，坐在家门口不断敲打着酸痛的背，阿伟都十分自责。

只是，回到家乡，重新拾起锄头，对于阿伟来说，可能性不大。在家短暂的过渡期，已经让他浑身难受。而月月都要还的房贷，更没有时间给他试错。

走出去遇阻

留在村里始终不是个办法。过完元宵节，2月16日，阿伟经中介介绍，来了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恰逢深圳新一轮疫情来临，阿伟刚到深圳，在中介安排的旅馆隔离了3天才进厂。

进入3月份，深圳疫情加重，阿伟所在的工厂几次因防疫而被迫停工。3月底，阿伟作为最新一批入厂的临时员工，因厂里订单做完，再次被裁员。

拿到了一个半月的薪资后，阿伟便离开了深圳。在中介的介绍下，辗转去了厦门。但又因分配岗位不合适，最终辞工再次回到老家。

在家期间，除了外出赚一些零花钱，阿伟更多的是在家查找各类招工信息。十多年来在一家厂的工作经历，并没有让阿伟在找工作上有更多优势，反而使得他与各类招工市场脱轨，信息闭塞。

4月中旬，阿伟一位初中好友联系了他，说5月初可以带他去深圳进厂。和朋友出去，总好过和中介出去，阿伟立即答应了朋友。但进展并不如意，等到5月，朋友开车只带了另外几个好友，并没有带上阿伟夫妻，为此阿伟恼火了好一阵。

5月15日，阿伟在县城中介的安排下，和一群外出务工的老乡出发去深圳的一家电子烟厂。这次的出行，阿伟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16日清晨，阿伟抵达了深圳市宝安区，下车做完核酸，中介给他们在厂附近安排了小旅馆，让他等通知面试。等到18日上午，阿伟给家里发信息说，这次进厂的可能性不大。一共来了200多个人，但厂里只招50个人，所以招人的要求很严格，不一定能进。

但背着房贷的阿伟，想抓住这机会。